吴兢（公元670年—公元749年），字号不详，汴州浚仪（今河南开封）人，唐朝时期大臣，著名史学家。

学术启蒙与仕途

吴兢自小聪颖悟，好学，深受家学熏陶，早年即有志于史学。在武周时期，魏元忠、朱敬则为相的长安年间，因“有史才”被二人举荐入史馆，修国史，后迁右拾遗内供奉。

唐中宗李显时，吴兢改任右补阙，累迁起居郎，水部郎中。吴兢为人耿直，敢于犯颜直谏，武则天去世后，唐中宗李显无力驾驭全局，武三思、韦后、安乐公主都在觊觎最高权力，阴谋之事连接不断。一时朝中人人自危，气氛恐怖。吴兢不计个人安危，毅然上表中宗，直率指出把相王李旦说成太子李重俊的同谋，是一场阴谋。

吴兢劝谏李显珍惜与相王“亲莫加焉”的兄弟之情，“若信任邪佞，委之于法，必伤陛下之恩，失天下之望”。如果相王被诬治罪，那么李显本人也将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地。由于吴兢和御史中丞萧至忠的进谏，终于使李旦平安无事。数年后，李旦继位，是为唐睿宗。

唐玄宗李隆基时，吴兢为谏议大夫，修文馆学士，卫尉少卿兼修国史，太子左庶子，也曾任台、洪、饶、蕲等州刺史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迁相州，封长垣县子，后改邺郡太守，回京又任恒王傅。

李隆基即位之初，“收还权纲，锐于决事”，群臣面对唐玄宗不敢大胆进谏。吴兢上疏劝李隆基对进谏者有所区别，改变赏簿罚重的做法，如进谏者“所言是”，则“有益于国”；即使“所言非”，也“无累于朝”。

当时在选用官员时，李隆基常绕开吏部而在禁中做出决定。吴兢上奏反对，认为朝廷各个部门应各司其职，选官事必须由吏部主之，并强调要按既定法规行事，皇帝也不能例外，任意改变制度。

修史之路

吴兢撰写的《则天实录》，曾谈到宋璟逼迫张说，让他为魏元忠作证一事。魏元忠被人诬陷曾说过“小人在君侧！”，引起权臣张易之、张昌宗的猜忌、攻讦。张说一开始畏于张氏权威，证言不利于魏元忠。宋璟伸张正义，张说不得已才还了魏元忠的清白。

后来，张说看到了这段记录，便拐弯抹角地说“刘知几与吴兢等同修《则天实录》，实在是太不帮助人了！”吴兢便答道：“这是我写的，这段史文的史实和草稿都还在，您不应该错怪死去的人（当时刘知几已去世）。”其后，张说又私下请求吴兢改几个字，吴兢却始终不答应，说：“如果顺从您的请求，那么这部史书的笔法就不能算是正直的了，怎么能让后世人相信呢！”

吴兢居史馆任职三十余年，以叙事简练、奋笔直书见称。曾认为梁、陈、齐、周、隋五代史繁杂；乃别撰《梁史》《齐史》《陈史》各十卷、《隋史》二十卷。吴兢去世后，由其子呈上其未定稿之《唐史》八十余卷，世称“良史”。吴兢还曾从事官府藏书的整理、国家书目的编制工作，开元年间，李隆基诏马怀素领校图书，马怀素遂奏用元行冲、齐翰、吴兢、韦述等二十六人同在秘阁详录书籍。

唐玄宗开元九年（公元721年），马怀素、吴兢等人共同编成国家图书总目《群书四部录》二百卷，由元行冲奏上。后来，吴兢虽然年老气衰，还是希望担任史职，但行步伛偻，李林甫认为吴兢已年老不堪，遂不予任用。

唐玄宗天宝八年(公元749年)，吴兢在家中去世，终年八十多岁。吴兢家中收藏图书甚富，编撰有《吴氏西斋书目》一卷，著录图书一万三千四百六十八卷，该书目影响颇大。所藏之书在他去世前后，均赠送给了外孙蒋乂。

吴兢编著有《乐府古体要解》《唐春秋》《唐书备阙记》《太宗勋史》《睿宗实录》《中宗实录》《贞观政要》《则天实录》《唐高宗实录》等，然仅有《贞观政要》流传于今。

唐宪宗李纯、唐文宗李昂、唐宣宗李忱这些晚唐时稍有作为的君主，他们都注重研习《贞观政要》，从中汲取施政经验。《贞观政要》在国外也很有影响。约在九世纪前后，这部书就传到了日本，立即引起日本统治阶级的注意。日本德川幕府在1615年颁布的《禁中并公家法度》十七条中，第一条就规定天子必读《贞观政要》，以“明古道”。

“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”

吴兢的一生，是学者的求真与政治家的结合。他的《贞观政要》不仅展示了唐史，更体现了他作为史学家的担当。他的正直，展现了官员的风骨，对忠诚，他的故事激励着后人追求真、勇于。在权力面前坚持，用笔记录，吴兢证明了史学家的力量。他的生，是唐代政治史学的光辉篇章，是勇气与忠诚的传奇。